[36]也许这些评价标准还有待补充和完善，但我更关心的问题在于，这些评价标准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如何获得？例如我们确实可以从宪法问题这一评价标准中获得一些对后果的预测，从而在进行法律推理和解释时过滤掉一些与宪法相违背的后果。
[1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78页。（三）美好生活需要的法治实践呈现 如果法治不彰，那么法律关于美好生活的制度设计，就会沦为乌托邦的想象，从而无法兑现其诺言。
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现阶段的美好生活就是小康生活。[1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最后，在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判断上，必须保持讨论过程上的开放性和结论上的多元性。[30]报告以美好生活开篇，以继续为美好生活奋斗结尾，构成了完整的、体系的、丰富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叙事。否则，就会造成如沃林批评施米特的情形，以幻灭之名颠覆价值，从而完全消解了政治和法律的道德意蕴，使得用来揭示西方政治哲学何以诞生的一整套政治问题：公正问题、有道德的公民问题，以及更一般地，‘美好生活的问题，都被抛弃了。
[25]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当某些社会群体的需要长期被异化且他们的一些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处于不满意状态，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会产生，最终必然产生变革社会的需求。第四，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为制度载体和实现方式。[5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每一个需要都想得到满足，如果只是满足其中一个而将其他需要的冲动搁置不顾，则我将陷入一种毁灭性的局促状态。笔者希望通过以下对美好生活的法哲学反思相关研究的梳理，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以期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迈入回应型法后，目的推理便成为主导性的法律推理方式。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现阶段的美好生活就是小康生活。
当代社会人的尊严成为法治的根本准则，在人的尊严得以关怀的前提下，按照尊严的法律要求，人们必须拥有体面的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对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的一如既往的否定。
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受到中国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地理环境的诸方面条件制约，同时，法治也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提供了规范依据与制度保障。四、美好生活的实践回应：开启法治现代化新征程 美好生活的需要如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的尊严[51]一样，构成了现代国家、现代政治和现代法治的价值基石、根本目的和最高理想，成为了新时代的精神号角，吹响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主旋律，开启了法治现代化新征程。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保护人民权利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纲领性宣誓。与之相比，美好生活共出现了十四次，分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并可以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但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命题，我们需要完整引述，并对其作体系化理解。第一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五、美好生活的理论回应：法学研究的转型升级 法治现代化倒逼法学研究的转型升级。
[52]张文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飞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6期，第2页。[9]这段话的要义是：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为实现幼有所育和学有所教，需提高幼儿教育质量和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指向受教育权保障。美好生活的法学研究则需要进一步将作为学术话语的美好生活与法学研究相对接，通过跨学科的比较分析与综合，深化对美好生活法学意涵的理解。
[64]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5-40页。在诸多矛盾分析方法中，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是重要的一种。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联席主任张文显在闭幕式上进行了学术总结。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继承和发展了1979年党中央理论务虚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87年党的十三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2007年党的十七大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法学视阈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体现为更高品质的法治需要。首先，需要和权利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确认和实现人民的广泛自由和权利。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责任是第二性的义务，即二次负向的行为指引机制。
推进区域法治、城乡法治的平衡发展。另有学者则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实现利益保护，即权利的利益理论。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需要不断产生又不断满足的过程。（四）美好生活的法律哲学反思 在美好生活的法学话语转化这一问题意识下，与会学者从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经纬相交，初步编织出了一幅丰富华美的法学图锦。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实现依赖于回应型法的生成和发展。有学者主张，全面依法治国是迈向美好生活的基本方式。
权利意志说的发展脉络包括萨维尼的意志理论、哈特的选择理论、卡尔•韦尔曼的意志理论、斯坦纳的意志理论。法理思维触发了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作为权利本位范式的重要理论策应，法理中心范式成为撬动中国法理学转型升级的阿基米德支点。
历史证明，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53]参见朱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法治品质的全面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第2页。
为实现住有所居，需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指向居住权和财产权保障。但是，之前的讨论预设了对一个基本问题的追问，即何为美好生活。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类需求的满足就是通过不断改革和继续发展来实现的。[41]人是目的是康德哲学得以建立的基石。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生产与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发展的外延范围明显大于生产，社会生产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而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甚至还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52] 如上文所述，不仅其它方面需求满足的实现依赖于法治需求满足的实现，而且其它方面的需求也可以转化为法治需求，再者，法治领域也有其自身的需求。
更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互相结合。其次，必须承认美好生活之于法律的意义。
这就意味着法治领域已经成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阵地之一，法治发展和法治现代化在新时代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42]在人是目的的基础上，康德进一步引申出了人的尊严。
不仅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可被归结为法治需求，而且在美好生活的背景下，人民对法治亦有更高的需求。[46]在此基础上，博登海默指出，在为建设一个丰富而令人满意的文明的过程中，法律发挥着重要作用。